今天是:2016年07月25日 星期一

司法统计数据

法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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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大工作报告案例
发布人: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01-22

序    言

 

为使“两会”代表更充分地了解法院工作,我院特精选2017年办结的10个案例,汇集成册,供代表参阅。这些案例涉及刑事、民商、立案、执行等方面:既有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等新类型犯罪案件,也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遭遇的情理法之惑;既有“外卖小哥”受伤索赔、人身安全保护令制止家暴等社会热点,也有识别打击虚假诉讼等司法难题;既有法院跨域立案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有“三网过滤”分阶段递进化解纠纷的模式创新;既有雷霆万钧重拳惩治“老赖”行动的缩影,也有因市场风险引发“执行不能”的案件典型。我院将案例编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加强释法说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功能,彰显规则、维护秩序、弘扬美德。

衷心感谢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我院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2018年,我院的总体工作思路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司法为民的初心,牢记公正司法的使命,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争当勇立新时代潮头的司法排头兵,全面推进花园式国际人文港城建设,为实现率先建成“两个高水平”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目    录

 

一、网络开设赌场牟取利益,异地打击罪犯被处刑罚

二、伪装船务中介骗取钱财,手段新颖难逃法律制裁

三、全面开启跨域立案时代,家门口立案打异地官司

四、第一关口高效解决纠纷,异地当事人当日满意归

五、外卖小哥受伤索赔遇阻,法院判决确认劳动关系

六、辅助生殖遭遇理法之争,判决移植胚胎延续血脉

七、诚信诉讼原系法定义务,虚假诉讼严重将担刑责

八、人身保护令向家暴说不,为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

九、强化执行查控信用威慑,老赖迫于压力自动履行

十、准确把握潜在市场风险,理性看待案件执行不能


 

网络开设赌场牟取利益  异地打击罪犯被处刑罚

 

案情简介:

2016年5月以来,金某(已另案处理)以营利为目的,租用江西省某地工作室,在手机微信中创建“新银河”微信群,招徕赌博人员进行网上赌博。居住在舟山的余某应金某邀请加入该网上赌场,并雇佣被告人蔡某、肖某等人参与赌场运营,长期在微信群内利用体彩“飞鱼”开奖结果组织赌博,向猜中的赌博人员收取“抽水”钱,向输钱的赌博人员支付“返水”钱。网络赌场经营期间,参与开设赌场的余某涉赌资2700余万元、蔡某涉4500余万元、肖某涉2500余万元。

法院裁判:

被告人余某、蔡某、肖某等人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共同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余某是主犯,蔡某、肖某等人系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余某、蔡某、肖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法官评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网络赌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需要具备固定的赌博场所、特定的组织赌博的行为、组织者非法获利等特征。本案中,被告人依托的微信群就是一个固定的赌博场所,通过“抽水”“返水”等规则吸引、组织赌博,并从中获取不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利用网络开设赌场作案手段隐蔽、侦查取证难,组织者通常在异地开设,并不时更换犯罪场所或更改IP地址、域名;参赌人往往借助微信群参与赌博,通过微信、支付宝账户进行投注;参与人数众多,赌资数额巨大,且易成瘾,还衍生出高利贷等不法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互联网管理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大了对网络赌博的打击力度,确定了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法院据此规定,对居住在舟山的余某等被告人作出判决。法官也提醒公众,不要参与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建立的微信群中进行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谨防落入赌博陷阱。

 

伪装船务中介骗取钱财  手段新颖难逃法律制裁

 

案情简介:

丛某因经济拮据,产生了骗取船员中介费的想法。2016年5月以来,其通过查询“中国船员招聘网”等网站获取应聘船员信息,并用从淘宝网上购买的手机号、QQ号码联系对方,谎称自己是船务中介,能为对方介绍船舶工作。为骗取对方信任,其自行制作了名为“宁波市富世国际船舶(庞)”(www.nbfushi.com)的虚假中介网站和虚假中介合同。截至案发,共骗取14名船员中介费44600元。

法院裁判:

被告人丛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丛某亲属已代为退出全部赃款且被告人丛某当庭自愿认罪,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丛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发还被害人赃款人民币四千五百元;没收被告人丛某的作案工具电脑、手机等。

法官评析:

作为海运大市的舟山,目前约有海员数量5万余名,占浙江省海员总数的71%,全国海员总数的10%,是名副其实的海员大市,海员的个人信息也逐渐成为重要市场资源。部分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一群体,并利用信息技术获取其个人信息实施诈骗行为。本案中,被告人丛某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伪装成船务中介,利用海员急于找工作或者跳槽到高薪岗位的心理拨打诈骗电话,并通过建立虚假中介网站及提供虚假中介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以达到实施诈骗犯罪的目的,属于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买卖个人信息的案件屡见不鲜,这不仅损害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还可能引发电信诈骗等“二次犯罪”,社会危害严重,必须严厉打击。从源头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安全保护是关键。一要引导公民形成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习惯,在网络上谨慎发布个人信息,不点击不明链接的网址,不加入无保护或来源不明的WIFI等,使犯罪分子无可乘之机;二要加强对涉公民信息行业的监管力度,掌握大量公民信息的金融、电信、教育、医疗及各类中介组织应完善自律机制,防止履职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三要严格网站平台主体的经营责任,规范平台信息的合法性审查,限制违法信息的发布,及时清理违法违规信息,阻断信息非法交易的中间环节。

 

全面开启跨域立案时代  家门口立案打异地官司

 

案情简介:

2011年3月,乐某的朋友林某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100万元,次月林某将其中的70余万元汇付给宁波某房地产公司购置了一套商品房,并将该房登记在女儿林某某名下。后乐某多次催讨借款均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判决后,确认乐某与林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撤销了林某以代付购房款的形式赠与林某某70余万元的行为,林某某应将该款返还给林某。因林某某迟迟未履行判决义务,为保护自身债权,2017年5月乐某向定海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

法院处理:

    定海法院立案法官审查发现,该案应为宁波鄞州法院管辖。立案法官与鄞州法院沟通后,将诉讼材料通过“跨域立案”系统传给了鄞州法院。仅10分钟时间,身在舟山的乐某便拿到了盖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红色电子签章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在“家门口”完成了立案,免去了从定海到鄞州2个多小时路程的奔波。

法官评析:

该案是我院完成的首例跨域立案,也标志着全面开启了跨域立案新时代。2017年,我院已跨域立案12件,其中为偏远海岛当事人转交跨域立案材料6件,管辖法院决定立案6件,作为管辖法院接收立案6件,共为当事人节省交通、住宿等费用1.5万余元。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是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创新诉讼服务的一项重大举措,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一部分当事人异地申请立案路程远、不方便,网上申请立案还不会、没条件的问题,打通了司法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我院积极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结合“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主动提出“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的诉讼服务理念,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打造“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甚至不跑腿”的诉讼服务模式。在诉讼服务中心开设跨域立案窗口,有专门的立案工作人员为选择跨域立案的当事人及律师提供立案服务,包括接收其他法院管辖案件的诉讼材料、即时审核其他法院接收的我院管辖案件。目前,本省内异地中、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行政和申请执行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向就近的法院或法庭申请办理立案手续,当场签收诉讼文书。即使材料有所欠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能当场收到一次性告知补正通知书,按要求补正后邮寄给受诉法院即可,节省当事人多次往返异地所耗的时间和精力,节约了诉讼成本。

 

“第一关口”高效解决纠纷  异地当事人当日满意归

 

案情简介:

2017年6月14日上午,原告深圳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到定海法院提交诉讼材料,要求被告定海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收诉讼材料后,立刻电话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汤某取得联系。汤某对拖欠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表示公司经营困难,希望法院能够组织调解。

法院裁判:

考虑到原告地处深圳,被告现在定海,法官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当即决定安排诉前调解,并通知被告法定代表人汤某1小时内到达法院。待汤某到达调解室后,法官依次审查原、被告的身份信息,依法告知双方诉前调解的相关权利义务,仔细核对、确认双方提交的证据。经过调解磋商,双方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并在调解笔录上签名确认。法官根据调解协议内容,当天上午就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法官评析:

该起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在短短的一上午就得到妥善解决,避免了异地当事人多次奔波,有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同时让社会公众见证了矛盾纠纷化解的定海法院速度。支撑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矛盾纠纷的正是我院“三大机制”中的“大调解”机制。今年以来,我院结合司法改革,发挥未入额法官的积极性,选任未入额但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法官专职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设立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驻法院、人民法庭调解工作室,在诉讼服务中心按照“2名法官+3名法官助理+2名常驻调解员”模式组建诉调对接团队,在四个人民法庭组建“1名调解法官+1名驻庭调解员”的调解工作室,探索构建诉前化解、立案调解和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实现纠纷分阶段递进化解。像本案这种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额不大的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即可进行诉前化解。大量适宜调解的简易纠纷在诉前、审前环节被予以化解,为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最大限度地方便当事人诉讼。对于不宜适用调解、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及诉前调解、立案调解不成的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构建速裁机制、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2017年,我院立案调撤率61.2%,诉前化解率17.7%,位居全省法院前列;案件平均审理天数52.9天,同比下降5.1天,有效提升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实践水平。

 

“外卖小哥”受伤索赔遇阻  法院判决确认劳动关系

 

案情简介:

原告宫某受雇于被告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从事美团外卖送餐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被告向原告发放了印有“美团外卖”字样的服装和员工手册,并提供了电动车用于外卖派送。同时,被告负责管理公司员工,包括统一派单、工资结算等。2016年8月5日,宫某在送餐时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在向公司索赔遭到拒绝后,宫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后不服仲裁裁决,宫某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与被告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裁判:

宫某与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外卖送餐员是否与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近年来,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外卖经济蓬勃发展。伴随着订单量的激增,外卖送餐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由于外卖送餐员流动性大,用人单位一般不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本案来看,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结合本案案情,首先,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利用非机动车从事餐饮配送服务”,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及登记证书后,有与外卖送餐员订立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其次,被告借助“美团外卖商家版”软件统一管理订单,原告被设定为具有“抢单”权限的送餐员,日常业务均通过该软件来获取订单,并根据订单完成量、时效性等按件计收报酬,同时被告要求原告在进行外卖配送时应当统一着装、每天应开晨会等,证明用人单位对外卖送餐员的日常管理及薪酬发放是标准化、固定化的。最后,被告的主要业务包括了配送外卖,而配送外卖的主要从业人员就是外卖送餐员,外卖送餐员实际的劳动成果就是企业的经营内容。法官提醒,外卖市场规模逐步扩大,路面上穿着送餐服、骑着电动车赶时间的送餐员越来越多,与外卖配送相关的交通事故频发,建议送餐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否则一旦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影响工伤事故的认定。

 

辅助生殖遭遇理法之争  判决移植胚胎延续血脉

 

案情简介:

2015年11月,原告杨某和丈夫周某因不孕到被告舟山市妇幼保健院处诊疗,要求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并应被告要求签署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知情同意书》、《全胚冷冻知情同意书》及《取卵胚胎移植手术知情同意书》。被告经过取卵术、取精术,用低温保存技术为原告保存胚胎5个,并计划于2016年6月植入原告体内。2016年5月12日凌晨,原告丈夫周某因海难事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后,原告要求继续完成“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但被告以原告系单身,按照规定不得实施该手术为由,予以拒绝。原告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其完成胚胎移植手术。

法院裁判:

原告与其丈夫因不育症到被告医院诊疗,被告同意为其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双方之间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且原告要求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术并未违反有关的伦理道德、法律规则。判决被告舟山市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与原告杨某之间就“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所签订的医疗服务合同,为原告杨某施行胚胎移植术。

法官评析: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诞生以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全世界得到长足发展,并在我国得到快速普及。作为治疗不育症的一种医疗手段,该项技术在给不孕不育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道德、伦理和法律产生了冲击。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给司法适用带来难题。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要综合考量伦理原则和法律制度,因为法律是伦理在立法上的表达,也必须遵循社会通行的伦理原则。具体到本案,原告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要从伦理道德、法律规则两方面审慎评判,在道德、法律许可范围内最大化保障生育权这项人的基本权利。从法律规则审查,原告及丈夫与被告签署的《胚胎冷冻知情同意书》第6条载有:“我们夫妇一方或双方均死亡而没有留下有关冷冻胚胎的处理遗嘱”“我们允许生殖中心终止胚胎冷冻保存”“终止冻存的胚胎”选择“胚胎在体外退化”等内容。周某的下落不明在法律上讲尚不能认定为死亡,夫妇一方死亡的情形并不存在,故该第6条应排除适用。从伦理原则判定,继续为原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违反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所确定的知情同意原则、保护后代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

该案系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之争全国第一案,CCTV1《今日说法》、CCTV2《经济与法》、CCTV12《法律讲堂》等中央媒体专题予以报道,提升了我区司法工作在全国的美誉度。

 

诚信诉讼原系法定义务  虚假诉讼严重将担刑责

 

案情简介:

原告张A起诉状显示:2015年至2016年6月份,王某因工程建设需要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120余万元。原告多次催讨,王某却一直没有能力还款。因被告张B欠王某106万元,故三方签订协议,约定被告欠王某的债务106万元直接转让给原告,并在2016年年底付清。至此,三方之间债务转让合同成立。2016年年底已至,被告张B却一直拖延不付,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清偿债务106万元并支付利息。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中发现,原告张A在诉讼活动中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并指使证人徐某作伪证,且其向本院提供的关键证据即由被告张B等人签名的字条存在伪造的重大嫌疑,原告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将本案犯罪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处理。

法官评析: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对案件事实作如实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明确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本案中,因原告在诉讼活动中进行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故其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

此案也折射出近年来民商事审判领域愈发多见的现象——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虚假诉讼不仅严重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由于虚假诉讼较为隐蔽、破绽难寻,故有部分当事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加大审判审查力度及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等制度全面遏制虚假诉讼。法官提醒,在诉讼活动中应树立诚信诉讼观念,依法行使诉权,切莫为了蝇头小利,因小失大,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身保护令向家暴说“不”  为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

 

案情简介:

申请人陈某与丈夫徐某结婚十多年,因婚后丈夫多次对其拳脚相加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与丈夫分居近一年。2017年11月18日上午,夫妻俩因琐事发生争执,徐某在公共场合用推拉、踢打的方式殴打其致伤。警方在调查了徐某家庭暴力的事实后,对其开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11月23日,陈某向我院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要求禁止徐某对她实施殴打、威胁、跟踪等骚扰行为。

法院裁判:

经审查,陈某的申请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我院遂受理该案并在24小时内作出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徐某禁止对申请人陈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徐某骚扰、跟踪、接触陈某。如徐某违反上述禁令,将依法对其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法院向涉案双方当事人及其所在地的派出所、社区送达了该保护令。

法官评析: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对我国反家庭暴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案中,我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系该法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首张。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全国每天平均仅发出2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每天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远远高于这个数据,大量的受害者在遭遇家庭暴力后选择的是忍气吞声或者找家人撑腰,却没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表明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庭私事。人民法院通过及时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维护了受到伤害的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用司法手段向全社会宣示,国家反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如果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以下措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保护令作出后,不仅会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也会送达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由这些组织协助法院执行。

作为省级“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我院也积极整合妇联等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建立反家庭暴力协作机制,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家庭和谐稳定,让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好“护身符”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

 

强化执行查控信用威慑  老赖迫于压力自动履行

 

案情简介:

2015年2月,余某骑行电动车与胡某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三级伤残。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胡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余某负次要责任。肇事车辆系胡某通过江西某汽车运输公司购买,并挂靠在该公司名下进行营运。经过诉讼,2016年2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62万元,胡某、江西某汽车运输公司连带赔偿114万余元。但胡某和运输公司迟迟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后余某以他们为被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经过财产查控,执行法官发现被执行人胡某名下除肇事车辆外无财产可供执行,江西某汽车运输公司名下仅有少量存款且无资金流动情况。执行法官遂驱车前往江西查找财产线索,发现胡某下落不明,该运输公司名下无固定资产,收取车辆挂靠管理费是唯一的收入来源。鉴于此,执行法官冻结该公司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查封挂靠在该公司名下的70余辆货车,并将该运输公司及负责人列入失信人名单。迫于失信名单的压力和强制措施的威慑,该公司遂将筹集到位的赔偿款交予申请人。

法官评析:

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有两大“杀手锏”: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本案能够执行到位与两项机制作用发挥密不可分。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是搭建的覆盖金融、住建、工商等部门的上下联动、部门联动、地区联动的查控平台,今年我院运用“总对总”“点对点”查控机制冻结款项3449.8亿元、查封房产884处、扣押车辆28辆,让被执行人的财产无处可藏。本案对运输公司财产查询、账户冻结、车辆查封均是通过查控系统完成。对于“老赖”,我院坚决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让其在申请银行贷款、乘坐飞机高铁、高消费等方方面面都受到限制。同时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方式予以公布,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进行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今年我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37条,曝光“老赖”210名,形成了强大威慑力。本案中,我院执行查控和信用惩戒手段并举,对正在运营的运输公司无疑是釜底抽薪。

 

准确把握潜在市场风险  理性看待案件“执行不能”

 

案情简介:

张某在2007—2008两年时间里,出借给陈某6万元用于经营生意,潘某对其中的5万元提供担保。后因陈某生意经营不善,外出躲债,张某无法与其取得联系,遂于2016年4月向定海法院提起诉讼。案经审理,法院判决借款人陈某限期归还原告借款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担保人潘某对其中5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因陈某、潘某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执行员依法对被执行人陈某、潘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并对其财产进行全面查控。经查,陈某无有效财产可供执行,而潘某不仅无存款、无住房、无经济收入,且身患疾病、无劳动能力,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经执行法官调解,陈某筹集到3万元现金交付张某,本案最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法官评析: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张某将钱款借予他人的民事行为,本身就蕴含了不能收回的风险。虽然其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要求借款人提供了担保,意图为借贷关系上个“保险”,但因担保人经济能力不足,此举并未降低交易风险。本案执行过程中,法院穷尽一切强制措施,执行到位3万元后便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执行不能”而终结了该次执行。有社会公众质疑,申请执行6万元,法院只给执行到3万元,甚至有的案件一分钱都没有执行到位,这难道不是执行难!这里有个误区,就是没有正确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受经济形势影响,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日益增多,对于这种无论采取什么执行措施都不可能执行到位,是当事人面临的商业风险、交易风险的体现,属于“执行不能”范畴。而法院要大力解决的“执行难”问题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转移或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法院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执行力量不足或出现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以及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等情形。

法院承诺将尽己所能、穷尽措施,但无法承诺你申请多少金额就能为你实现多少金额。法官也提醒社会公众,在参与市场活动中注意把控风险,防止或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希望整个社会都能自觉地区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只有当公众能理性认识“执行难”时才能更好更快地基本解决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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