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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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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人大工作报告案例
发布人: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6-02-01

序    言
 
为使“两会”代表更充分地了解我院工作,我院特精选2015年办结的10个案例,汇集成册,供代表参阅。这些案例涉及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等方面,包括了网络售假犯罪、交通肇事犯罪、物业纠纷、股东滥用权利占有公司债权和诉讼参与人扰乱法庭秩序责任承担、征地拆迁引发的行政诉讼以及化解破产企业融资难题、失信被执行人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的执行惩戒措施等热点、难点问题。我院将案例编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加强释法说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功能,彰显规则、维护秩序、弘扬美德。
衷心感谢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我院审判、执行等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2016年,我院的总体工作思路是: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稳妥推进司法改革,自觉接受人大、社会各界监督,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率先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两美”定海和新区时代现代化定海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目    录
 
一、假冒产品搭上互联网+,走歪路创业母子均获刑

二、指使未成年人开车上路,肇事致人死亡家长担责

三、依法严格实施立案登记,不符起诉条件不予立案

四、物业服务纠纷频频发生,业主有效维权才获支持

五、股东直接占有公司债权,滥用股东权利不予支持

六、依托金融资产平台引资,破解融资难题盘活楼盘

七、依法征收却遭恶意拖延,强拆违法但不支持赔偿

八、诉讼参与人调解时互殴,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罚

九、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施信用惩戒初显成效

十、非法处置司法查封财产,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

 
假冒产品搭上“互联网+”  走歪路“创业”母子均获刑
 
案情简介:
2013年,临近大学毕业的刘某伙同其母亲傅某在某电商平台经营网店A,主要销售各类假冒某品牌商标的内衣产品,刘某没空的时候由傅某为其接单、收发货等。傅某另又单独开设并经营网店B。2013年1月至9月,网店A售假金额为19万余元,网店B售假金额为3万余元。公安机关在二人住处查扣部分尚未销售的假冒品牌内衣产品,价值7000余元。经鉴定,被查扣产品侵犯了某品牌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发后,傅某、刘某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法院裁判:
被告人傅某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刘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部分属共同犯罪。二人当庭自愿认罪并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分别判处被告人傅某、刘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扣押的假冒商品、商标标签、包装等,依法予以没收。
法官评析:
近年来,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一些不良商家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将法律规定抛之脑后,利用电商、微信等平台大肆售假。注册商标代表着知识产权,凝聚着智慧和劳动,制假售假无异于赤裸裸地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应依法予以打击。
2015年,我院共审结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4件,其中2件即为网络售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本案中傅某母子售假金额在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属于“数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尽管电商平台对于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行为一直都持严令禁止的态度,但网络售假依旧屡禁不止。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购物网站、监管部门也应切实加大监管力度,消费者则应端正心态,不要知假买假,给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机会,以此堵住网络售假的源头。
当前,各种新兴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本案中刘某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却缺乏法律意识又急功近利,获得假冒商品的货源后冒充正品出售,最终连带母亲双双获刑。“双创”中有挑战更有机遇,但绝不是挑战法律的权威,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创业创新,才有望迎来丰收场景。

 
指使未成年人开车上路  肇事致人死亡家长担责
 
案情简介:
2014年10月25日上午,14岁的小王在城市道路上驾驶无牌证、无保险、车况不清的大型货车,与丁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丁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小王主动报警投案。小王的父亲王某正是该货车的所有人,得知情况后亦主动投案。据王某称,家里经济较为拮据,便想让孩子早些子承父业,于是经常在路途中教孩子驾驶技术。小王学得起劲,很快就出师了。王某觉得驾驶路段路况好、行人少,就抱着侥幸心理让小王时不时地开几趟,没想到这次出事故了。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王某与丁某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全额履行。
法院裁判:
被告人王某作为机动车辆所有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指使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王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已得到赔偿,对王某可酌情从轻处罚。王某指使未成年人违章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应酌情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
 
法官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小王刚满十四周岁,尚未达到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故对小王不予刑事处罚。
结合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且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本案中王某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明知小王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仍指使小王驾驶大型货车上道路行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近年来,类似案例屡见报端,在大人的“默认”甚至“鼓励”下,孩子开车上路。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还不能完全控制,交通法规意识也较成年人淡薄,危险性不言而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周岁才能取得驾照,所有未成年人驾驶都属于无证驾驶。让未成年人开车上路不仅是对孩子生命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漠视。希望本起血淋淋的教训,能够给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

 
依法严格实施立案登记  不符起诉条件不予立案
 
案情简介:
张某于2015年7月20日向某信访局反映相关信访事项,该信访局登记后,出具《信访事项转送告知单》,交办至某街道办理。同年8月20日,张某向法院起诉某信访局,认为上述《信访事项转送告知单》转交程序违法,要求撤销。
法院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是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交办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张某以某信访局对信访事项转交程序违法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8月26日,我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裁定不予立案。
法官评析:
201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实施。意见提出,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但这并非意味着当事人的所有诉请,法院都必须立案。《意见》明确了不予立案的情形:对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以及其他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诉事项,不予登记立案。
本案即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立案。立案登记制的初衷与目的在于重申法院应当依法立案,防止立案前过度审查。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法定的起诉条件改变,更不意味着当事人因此能够滥用诉权,获得法律以外的利益。
针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的诉状,法院在登记时先形式审查如下内容:(1)诉状形式上完整;(2)出具有效身份证件;(3)依法缴纳诉讼费用;(4)明确法院登记立案的是法律案件而非任何以诉状为载体表现的其他请求。之后,法院分以下情形处理:(1)符合登记要件的,均应接收诉状,当场予以登记并出具相关凭证;(2)当场能够明确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当场立案;(3)不能判定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对裁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上诉。
立案登记制的主要目标是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便利地行使诉权,但这并非鼓励公众一概诉诸司法,更不是说诉讼是化解所有社会纠纷的最优路径。公民应依据纠纷的实际情况和个性需求,理性选择最为适宜的解决纠纷途径,合法行使诉权,进而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

 
物业服务纠纷频频发生  业主有效维权才获支持
 
案情简介:
2014年3月,某小区物业服务公司以业主刘某拖欠物业费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支付物业费及滞纳金8500元。刘某答辩称,小区“圈绿占绿”、占用公共道路等现象严重,物业公司在管理方面存在瑕疵,故拒绝缴纳物业费。该物业公司举证证明其对存在破坏公共绿化、道路等情况的业主发出了通知,对情节严重的,向城管等部门作出了报告。
法院裁判:
物业服务公司向业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业主理应支付相应费用。物业服务公司并不具备行政执法权,其发出相关通知及报告,已尽到管理职责和义务。故依法判决支持物业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评析:
随着新区建设的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物业服务者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批量物业纠纷进入法院的现象成为新常态。我院今年共审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59件,有258件是业主以各种理由拒交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起诉。经审理基本以业主缴纳相应物业费而结案。
依照《合同法》、《物业管理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业主应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当业主拖欠物业费时,物业服务公司可依法向法院起诉,但不能行使抗辩权进而拒绝提供物业服务。业主主张物业服务存在瑕疵,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物业公司长期失职,拒缴物业费才有可能获得法院支持。
开发商不负责任、物业公司服务管理不到位、业主委员会不作为,是导致物业纠纷频发的几大因素。不少业主拒交物业费是因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从法律层面讲,房屋质量问题中责任承担的主体并非物业公司,业主需另案起诉。但因起诉开发商,耗时耗力耗资,业主宁愿选择不交物业费,表示无声抗议。再者,部分小区物业公司实际也存在服务质量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在车位管理、安保巡逻等方面。个案中,业主大都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导致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而业主委员会未发挥向开发商维权、使用维修基金、更换物业公司等应有作用,导致业主只能以不交物业费消极应对。
面对此类问题,法官建议业主理性、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房屋质量问题,一定要在最初发现阶段就向开发商主张,并以照片、公证、协商笔录等形式收集固定证据。 对整体质量问题,要充分发挥业委会的作用。业委会成立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权,而是搭建一个更高的平台,并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沟通配合,相互理解,创建和谐小区。对于物业公司服务质量不满意,可以通过业委会向物业公司施压,甚至更换物业公司。也可借助社区调解组织的力量,促进事情的解决。业主动辄拒交物业费,是不明智的做法,得不到法律支持,也容易造成物业服务关系的恶性循环。

 
股东直接占有公司债权  滥用股东权利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2008年12月,A公司将其持有的B公司股份转让给马某,马某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190万元未支付完毕。2013年5月,马某与A公司股东章某签订协议,约定马某直接向股东章某支付该19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4年9月,因马某未按约履行,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马某履行协议。
法院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章某系A公司股东,不能直接占有公司名下的股权转让款。协议中,章某替代A公司成为公司出让股权的权利人,侵犯了A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属于公司法禁止的行为,协议应当依法被认定无效。故判决驳回章某的诉请。
法官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及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财产权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公司的财产属于公司享有,股东将资产投入公司意味着将资产的处分权转移给公司,股东失去了直接支配该资产的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在公司存续期间抽逃出资也不能要求返还资产,只能以投资额获取公司的红利,通过股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以及实施监督。公司则享有了财产所有人的地位,公司成立后股东出资的财产成为公司的独立财产,由公司独立支配,并通过法人的治理机构来完成。如果股东再任意处置公司的财产,则构成了对公司财产的侵犯,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保护合法的交易行为,当事人可通过订立合同来处分自身的权利义务,但处分行为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及他人合法权益,也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案中,协议所涉的债权原系马某欠A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后章某、马某通过协议,约定由马某直接向章某履行上述债务。从上述债权债务形成的过程看,章某直接将A公司应得债权作为其个人所享有的债权,侵犯了公司资产,属公司法所禁止的行为。该协议如果实际履行,将使A公司财产减损,侵犯了A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随着市场交易关系的日益复杂,作为公司股权受让方的交易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费的过程中,也应当审慎对待,厘清股权转让的主体,否则将可能影响对其股权的有效确认。

 
依托金融资产平台引资  破解融资难题盘活楼盘
 
案情简介:
中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置业”)是一家为开发“中恒·倚山艺墅”楼盘成立的房地产企业。2014年,该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同年11月,我院裁定受理中恒置业破产清算一案。在审理中,发现该破产企业投资8亿余元开发楼盘,已完成约95%的工程,经估算工程完工尚缺资金5000万元,如无后续资金,整个楼盘无法交付,资产价值将大幅缩水,严重损害包括购房户在内的各方债权人利益。
司法处置: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推动和引导下,我院与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经反复论证,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即通过利用金融中心平台发行私募债的形式向民间资本募集资金。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合议庭引导破产管理人向到会债权人充分陈述方案利弊,该方案顺利通过表决。2015年2月4日,发行方A公司在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平台顺利发行年收益率为10%的投资收益权金融产品“中恒共益”,一期发售2500万元,15分钟内该产品就被抢购一空。第二期2500万元也在3月上旬发行完毕。随着资金陆续到位,该楼盘的收尾工程稳步推进。2015年12月,该楼盘竣工并通过验收,现已开始交房。目前该楼盘已吸引到新购房户,应收购房款也陆续到账。
法官评析:
本案中,利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募集资金化解破产企业融资难题,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发行主体,中恒置业作为已资不抵债的破产企业无法担当发行主体,必须找一个新的发行主体,以阻隔民间资本与破产企业产生直接风险。依靠产品设计和平台优势,最终吸引了第三方投资机构A公司的兴趣。二是资金风险控制,所募资金最终投入到中恒置业的后续建设,必须保障到期后还本付息。该5000万元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以及破产程序顺利进行而发生的债务,根据破产法规定,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该项目现有资产完全能覆盖融资本息,资金的安全性获得保障,对民间投资者具备投资吸引力。该方案解决了债权人最为担忧的后续建设资金来源问题,融资成本较其他融资方式更低,因此获得债权人的认可。
据了解,这种做法在全省破产审判中尚属首例,是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思维化解破产企业融资难的一次成功实践。利用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让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私募债的方式融资,探索合法合规开展破产资产证券化业务,针对有价值的待履行合同设计融资方案及交易结构,通过私募发行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同时将有关债务认定为共益债务,确保投资者资金安全,这是从本案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对今后的企业破产案件处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依法征收却遭恶意拖延  强拆违法但不支持赔偿
 
案情简介:
张某拥有的某房屋地处某段疏港公路建设工程的征地范围。因工程建设需要,2013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与张某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因张某未按协议约定腾退房屋,致工程延误,某镇人民政府遂在未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情况下,将涉案房屋拆除,并按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如数汇入张某账户。2014年12月,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某镇人民政府的拆房行为违法,安置协议无效,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法院裁判:
确认被告某镇人民政府拆除原告张某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驳回原告张某要求确认安置协议无效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法官评析:
涉案疏港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对促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改善岛上交通运输条件、完善舟山公路网络具有重要作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该项目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该项目征收土地方案已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被告某镇政府在组织实施该工程建设涉及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青苗等各类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工作中,与原告张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张某本应诚信履行协议,如约腾退房屋交由某镇人民政府处理,却在协议签订后,借故拖延拒不腾退,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造成了该工程工期一拖再拖的不利影响,属于违约在先。
被告某镇人民政府出于尽快消除工程障碍的考虑,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行对张某所有房屋实施了强拆。根据相关法律,土地征收中对达成协议后地上附着物房屋等的强制拆除,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应通过行政非诉途径解决。某镇人民政府未与原告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不经法院审查就自行实施强拆行为,属于程序明显不当。
被拆房屋在未办理交接手续前,尚不能完全排除原告的占有、使用权利,但鉴于被告已按照协议约定将房屋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也领取了该补偿款,则原告对被拆房屋不再享有完整的物权。故本案拆除行为虽然程序违法,但行政效力仍存。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某镇人民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能过程中,为避免公共工程建设项目遭被拆迁人恶意拖延,自行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这种做法确实具有实际效果,阻却了被拆迁人因反悔拆迁安置协议而恶意诉讼、缠诉导致公共利益不当受损的后果。但变通做法也应符合法治要求,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否则即使出发点是好的,方法错了,也会站不住脚,使政府公信力遭到质疑,从而激化矛盾。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才能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
 
 
诉讼参与人调解时互殴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罚
 
案情简介:
2015年7月21日,我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家庭内部金钱分配纠纷的案件。庭审结束后,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法庭内继续进行调解工作。期间,双方及亲属发生争吵,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双方人员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司法处置:
事发时,法官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当场劝阻、制止双方当事人殴斗,同时通知法警赶往现场,协助法警有效控制所有参与殴斗的人员。法院经过对事件核实调查后,认为参与殴斗的周某、张某、唐某等5名人员哄闹、冲击法庭,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周某、张某分别给予10日的司法拘留决定,对唐某等3人分别处以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法官评析: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审判案件的专门场所,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进入法庭,参与或者旁听案件审理,应当遵守法庭纪律,这是尊重法治权威、保障审判活动正常开展的当然要求,也是维护当事人参与诉讼权利的当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条的适用对象是妨害法庭秩序的人,适用范围是庭审活动,包括由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询问、听证、证据交换等诉讼活动。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人、勘验人、鉴定人等参与审判活动的主体。其他人包括旁听人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外的人。拘留是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采取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拘留期限则根据行为人实施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因素合理确定。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可以责令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
本案中的周某、张某、唐某等5人分别系当事人、旁听人员,在调解活动中,发生殴斗行为,扰乱法庭秩序,应依法予以处罚。周某、张某行为性质最为严重,给予拘留处罚。处罚后,唐某等3人按期如数缴纳了罚款。周某、张某则在拘留期间表示认错悔改,经责令具结悔过,遂提前5日对2人解除拘留。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一直为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尊重,绝大部分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能自觉遵守法庭纪律,维护法庭秩序,但也有个别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冲击、哄闹法庭,甚至法庭上公然殴打对方当事人、辱骂法官的现象。面对新情况,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民诉法解释》对维护正常诉讼秩序的规定作了修改,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也对扰乱法庭秩序罪进行了完善,其中殴打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已明确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实施信用惩戒初显成效
 
案情简介:
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叶某应承担向满某归还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法律义务。2015年3月,因叶某未自动履行,满某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承办法官多次督促叶某履行,叶某均拒绝。4月,承办法官依法查询并冻结了叶某的银行账户,但账户余额远不足以支付执行款。7月,因叶某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我院依法作出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录入并公布叶某的失信信息。
执行结果:
2015年7月31日,叶某的失信信息被我院刊登在《舟山广播电视报》上,姓名、彩色照片、未履行金额一目了然,该批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叶某迫于舆论压力,主动到法院提出履行还款义务。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叶某自9月起每月偿还5000元直至付清。目前叶某每期均如约履行。
法官评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同时,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方式予以公布。
我院从严落实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录入并公布失信信息以来,共促使568名失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一是规范信息录入流程。严格按照规定作出决定书,实行书记员录入、执行法官核查、专人统一审核发布的工作机制。二是落实退出机制。对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经申请执行人确认履行完毕的或者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及时撤销发布,消除后续不良影响。三是充分保障救济权利。对于被执行人认为将其纳入失信名单错误申请纠正,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妥善纠正。四是加强媒体曝光。今年通过《舟山广播电视报》、舟山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定期公布失信信息203人次,法院自媒体同步公布,形成有效舆论压力。
今后我院还将加大公布力度、丰富公布方式,并依托44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优惠政策、担任重要职务等方面全面进行限制,更大范围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非法处置司法查封财产  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
 
案情简介:
定海某机械公司A与项某有业务经营往来,因项某拖欠货款本金194万元及利息未能归还,A公司遂将项某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经A公司申请,法院对项某所有的6台机器设备等财产进行了保全。后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A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项某未能按约付款,A公司申请执行。
执行过程:
立案执行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项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表,并依职权对项某的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查明,项某在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不久,即将价值人民币50万余元的机器设备销售给他人。除此之外,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鉴于被执行人项某明知其财产已经被法院查封,仍擅自将该财产销售给他人,涉嫌刑事犯罪,法院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项某被抓获到案后,被公诉机关以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罪名成立,依法判处项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法官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种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执行活动,针对已由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或其他限制处分权的执行措施的财产,势必妨害生效裁判的执行。因此,对于这类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依法给予制裁,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罪为故意犯罪。对于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司法机关已向被执行人发放了通知书,被执行人丧失了部分处分权,这是为被执行人明知的,但其仍采取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的手段处分,则具有明显的故意。同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本罪。具体包括由于行为人的妨害行为致使判决、裁定的财产部分无法执行的;严重干扰了案件的侦查、起诉活动的;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坏的财产数量巨大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涉嫌构成犯罪的被执行人,如果具有自首情节,或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本案中项某明知执行法院已将其所有的相关机器设备清点后加贴封条,就地查封,未经法院许可,擅自变卖,导致法院判决确定的194万元本金及利息无法顺利执行,应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符合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应受到依法惩处。
本案的处理,对于依法打击实践中被执行人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等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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